世界性金融风暴发生后，“抄底”这个词已经从经济领域向社会各个领域渗透，人才引进也不例外。也许是看到这是一个百年难得的机遇，各大学和研究机构人才的大规模引进计划不仅被提上议事日程，而且在信心满满中被无限张扬、扩大。

　　笔者并不反对人才的引进，因为人才的合理流动永远是学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前提之一。但这个“前提”本身也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合理”。要让“合理”兑现，在制订计划之前就需要及时改变相关体制和机制，以便相互促进；而在实施计划的过程中，同样需要随时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但是，在热情与急切交织的心态下，两方面似乎都存在着很明显的欠缺。

　　人才引进与自我培养是国内大学一直没能解决的矛盾。从理念上看，这主要是缺乏对于高等教育以及人才成长科学规律的认知和把握。其突出的表现，就是政策的随意和不稳定，并且由此引发出一系列的问题。像过去强调自我培养时，往往一味地保守，排斥人才流动，著名的学府往往非本校毕业者不取；而如今强调人才引进后，又一味地趋新，只关注引进人才，对于原有教师视而不见，对青年教师的培养更是可以忽略不计。

　　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在于现行体制。因为在现有体制下，人才的引进只是行政任务，是领导政绩考核的指标，因此只要是无条件地执行，完成相应的数量，其他的事情都不在考虑之列。这也直接导致了引进人才计划上的“利益优先”。

　　由于是利益优先，而并非学术上的直接需要，只要有利就可以引进，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名气很大，岁数也很大，却没有实际研究能力的“大腕儿”被争相聘任，也可以看到许多名义上的“柔性引进”的发生以及名教授的大量兼职的出现。而“大腕儿”们并非是待价而沽的状态，大多是可遇不可求的，这就使原来的计划打折扣了。

　　因为利益优先，所以引进人才时，一般只看能否拿到经费、能否在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能否为学校争取博士点、提高知名度或排行榜上的排名等外在的利益，至于学术的实际贡献，对所在或所兼职学校实际的学术辐射则全在其次。学校注意的是外在的东西，因此，考核引进人才的方式也必然是量化的。这至少说明现在这类计划性的人才引进并没有真正触动大学现有的机制，使之从根本上发生变化。

　　大学或科研机构从国外引进人才远比其他领域复杂，不可能像皇马一样，只要卡卡、C罗好，不顾一切地报价、买进，就可以迅速提高水平。国内大学与国外大学从体制到机制都有不小的差距，这与皇马和AC米兰或曼联的俱乐部体制和机制上的一致性完全不同。

　　从这个意义上说，从国外“成群结队”地引进人才基本是一种愿望，“抄底”则是在这种愿望之上添加的新的愿望。因为现实情况是，在国外像现任教于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那样学术水平的人才本来就不多，像他这样敢于“飞蛾扑火”者更是凤毛麟角，“抄底”如果变成“底抄”，可能真的只能算是徒热情一场了。

　　退一步说，即便成功地“成群结队”返回，除非能被委任独当一面的职务，拥有极大的自主权，或者学者本人有相当高的道德水平和自律能力，加上体制外争取科研投入的渠道，否则，在现有体制下，大多数“海归”仍可能被体制所吞没，从而丧失他们所应体现的独特优势和价值。

　　现如今，大学与引进人才之间早已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他们之间很容易产生共谋关系。对大学来说，通过名义上的人才引进可能获得国家或省市相关部门的经费投入，甚至可能带来奖项或荣誉，任务就算完成了。即便是引进的人才没有履约，比如没有全职回国或全身心投入，大学为了维持自身以及共同的利益，证明自己的引进没有问题，也大多得过且过。这时候，计划引进的牺牲者可能就是国家。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制定或落实引进人才的政策过程中，大学的学术委员会、教代会以及各专业的学科带头人都没有发言权，差不多处于集体失语状态。这一方面直接造成了进人过程的偶然性或随意性，另一方面也给原有教师或研究人员的心理蒙上了阴影。在现有体制下，人为制造出的阻力会呈几何级数增长，以致引发两败俱伤的结局。而一味地谈引进，在上行下效的过程中，有的大学大有彻底“换血”的决心和趋势。这种将引进与自我培养彻底对立的倾向，很可能让大学丧失其固有的教育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