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期发表了一篇介绍我们万人免疫组测序国际合作项目（R10K)的文章：

　　免疫组测序这个领域虽然我们已经做了八九年了，可是还是没有引起外界的足够关注。我也有责任，没有及时写很多论文。

　　不过，这也是我们这些民科的独特之处：从到大型都 没有问政府要钱（没有申请任何政府的科研经费），完全靠自费完成。因为不依靠政府拨款，没有用纳税人的钱，我们做事就比较灵活。一般学院派科学及的运作规 律是：先写论文，待论文发表后在写grant，等拿到钱再开展更深入的工作。这样开展工作至少要五年到十年的时间，而在我们HudsonAlpha研究院 的做法则是鼓励迅速产业化：先申请专利，把知识产权转让出去，通过快速的社会集资搞应用研究。

　　这是介于传统学院派科研和在公司里直接搞研究之间的一种机制。HudsonAlpha研究院的这个运作机制也得到很多人的欣赏。

　　这其实就是国内几年前喊得很响的转化医学。转化医学的关键是回答两个问题：转什么？如何转？

　　转化，就是把有商业价值的知识产权迅速产业化。转什么？可是不是所有的知识都有商业价值。疾病诊断信号通常是没有办法申请专利保护的，因为那属于科学家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不是发明。而如何获取信号的技术，尤其是去除噪音的方法，则是可以申请专利保护的。所以，能转化的，不是知识，而是技术。

　　如何转化？也有两个问题：转给谁，什么时候转。我们研究院对转化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制度。

　　美国在IT行业遥遥领先世界以后，又正在生物技术行业再创奇迹。他们为什么能保持持续创新的能力？他们又有什么特殊的创业环境和模式值得我们借鉴？我想通过介绍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来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线索。

　　哈森生物技术研究所 （HudsonAlpha Institute for Biotechnologies, HAIB, )位于美国阿拉巴马州亨茨韦尔市，是新建立的一个非盈利性科研机构。亨市市长还专门为研究所命名了一条新街，街名就叫基因组路(Genome Way)。

　　刚刚剪彩的研究所大楼有非常独具匠心的设计：一边是专职研究员们宽敞的实验室，而另一边则是十几家生物技术公司的总部和实验室。庭院式的入口大厅是两边共用的，而且研究员和公司老总们的办公室隔厅相视，这样，两边都知道对方有什么贵客来访，在发生什么重要的事情。实际上，所有这些建筑细节又都是创办人为实现研究所的宗旨而精心设计的。

　　研究所的宗旨仅有三项：（1）加速基因组技术的临床应用；（2）加速生物技术的产业化；（3）为阿拉巴马州培养生物技术创业人材。这和国内常说的产，学，研三 方面有异曲同工之效。而这看上去很简单的三个宗旨，每一项都却都不容易做到。那么, HAIB的参与者们又凭什么信心十足的呢？答案实际很简单，因为他们有创新和创业的天时，地利，人和。

　　这个大环境就是美国近百年来积累沉淀下来的，适合创业者施展才能各种机制。概括起来包括几点：

　　（1） 低失业率。因此创业者 一旦失败还很快就能再找到工作而东山再起；（2）雇佣人才容易，解雇不合适的人员也容易；（3）企业破产保护法律健全。因此即使创业不成破产也还有条生 路；（4）创业经费来源多样化。（可以通过亲朋集资，天使集资，政府颁发的小企业研发经费，或风险投资等）。（5）创业者和投资者的退出机制多样化（上 市，并购等），创业成功回报丰厚。对这些创业基本条件的满足是美国能保持科技创新领先地位的秘密之一。满足了这些条件，创业者才无后顾之忧，才更敢承担必 要的风险，也才能顺利地走上创业的道路。

　　亨 茨韦尔市有着丰富的创业和创新历史，她是美国航天技术的摇篮。早在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该市就展开双臂欢迎德国的著名火箭科学家布朗，结果布郎带领他的团 队成功研制出M5型载人登月飞行火箭等一系列航天创新成果。亨城有全美国第二大的科学研发工业园，有几百个非常成功中小型创新企业。当初我把我创办的 Genaco公司搬到那里的原因之一就是那儿的创业氛围。因为当地已经有了一系列生物技术成功创业的案例，因此投资人更热心参与，政府也更乐于帮助。

　　首先，研究所得到了州长Bob Riley先生的大力支持。阿拉巴马州在美国是倒数头几名的“贫困”州，在政府预算非常吃紧的情况下，州长要平衡各方利益拨款七千万美金在亨城筹建世界一流的生物技术研究所。他本人还非常热心地参与研究所的重要活动，关心研究所的各项进展。

　　其 次，研究所的创办人之一，James Hudson, Jr. 是亨城的人物。他自幼对生物学敢兴趣，但他父亲的纺织厂需要他，所以他一直没有机会参 与。他当兵退伍后终于有机会再返回学校攻读生物学。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有关PCR(多聚酶链状反应，一个可以快速扩增DNA的酶反应）技术的论文，觉得 人工合成DNA片断用来做PCR引物是一个很好的商业机会，于是他就行动起来，和许多“经典”的IT创业者一样，他购买了一台DNA合成仪器， 在自家的车库里开始生产PCR引物。他在每周的科学杂志上刊登一个一寸大小的广告，结果很快订货就来了。结果这个一寸大小的广告一直做了十多年，直做到 2001年他创办的Research Genetics 公司作为“生物工具公司”的代表被上市公司Invitrogen用近三亿美金收购。研究所得资金 来源除了州政府得拨款以外还有Hudson等的私人捐助八千万美元。还有就是研究所所长Richard Myers博士，他是斯坦福大学人类遗传和基因组 中心的主任，是高通量基因组研究方法的先驱之一。

　　研究所将聘请十几位在基因组研究方面有创意，有经验的专职研究员，给以充足的启动资金，使他们能开创一个新的，独特的研究领域。同时，研究所还专门配备了 把科研成果迅速产业化的能人。知识产权向企业的转化途径和手续也很透明和方便。这和斯坦福大学对知识产权转让的政策很相近。

　　在 美国有许多大学对知识产权的控制非常严，如果要从大学里得到知识产权加以产业化的话，通常需要大笔先期资金，还要有股份，比例分红等条款。这看上去是对知 识产权的重视，实际上吓走了许多感兴趣的投资人也失去了许多创业机会，结果许多有希望的技术没有能走向市场，反而“烂”在学校的知识产权转化办公室里了。 这和坐落在美国创业摇篮硅谷的斯坦福的做法截然不同，曾经孕育了Google等许多网络奇迹的斯坦福对知识产权不是牢牢地控制起来，反而是松松地放出去， 结果是更多的技术得到产业化 的机会，更多的创业者能快速成立自己的公司，为整个社会造福。

　　有了研究所的机构和机制，还要把握好创新的方向。与学院式的基础科研不同，哈森研究所要求研究员们的科研方向更偏重与应用，尤其式临床应用，而且还要“一只眼看科学，另一只眼盯准市场”。

　　比如说我在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就很独特：在人类基因组工程完成以后，许多科学家纷纷寻找一些肿瘤等疑难病的“易感基因”结果并不显著。我的一个假说就是许多 类似肿瘤，老年痴呆等晚年得的疾病，原因都可能是早年的病毒或细菌感染所致。这个假说已经有许多旁证，比如肝炎病毒感染可以导致肝癌等。但是要证明这个假 说并不容易，因为致病的感染事件和导致的晚年疾病有很常的时间间隔，得病者已经没有明确的有关感染史的纪录。要想证明这个假说，比较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大群 体进行随访，纪录感染源和感染史，并通过统计学方法得到提示。但这种方法可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能得到有效数据。通过巧妙地利用最先进的基因组技 术，我则想研制出一种可以直接阅读每个人的感染史的方法。这样就能找到许多晚年疾病的早期诊断指标，找到新的疾病评估方法，并最终协助研制出全新的治疗方 案和药物。因此，一个新技术的发明可能引发出一个新的应用领域，创造出一个新的商业化的机会。

　　这种创新型研究的“投资风险”也是很大的。因为许多新的基因组技术也是最昂贵的技术，一个有效试验经常需要耗资近一百万美金。但是由于数据量非常之大，这种投入是值得的。不过这种研究项目，因为投资风险比较大，在美国的学院或大型医药企业也很难进行。

　　研 究所的第三个宗旨是加强阿拉巴马州的生物技术教育。为此所里还专门聘请了一个教育专员，设立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案。其中有一个叫做“充电计划 ” (Charger project)的课程设计，它和当地的大学合作，把参与的学生分成小组，然后再在当地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帮助下得到一个小产品，学生小 组从产品的研发，生产，到市场的开发，销售等全程把握。学生小组里有学生物的，也有MBA。完成了“充电计划”他们也学到了创业的基本技能。

　　哈 森研究所的模式是否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国家的教育体制是沿袭苏联的模式建立的，计划经济的味道浓厚，对市场的反应迟钝，对创新和创业的鼓励机制缺乏。创新 难，创业也难。为了加速科学技术的产业化，前些年国家曾拨款建立了许多“工程中心”，目的就是要区别院校和传统的研究所，另外开辟一个创新的新机制。

　　但是，创新和创业的大环境是否具备？创新的方向是否把握得很准？教学科研和创新创业如何接轨？对创业后续部队的培养和教育是否到位？是由国家来培养“国家队”？还是用市场来磨练创业精英？

　　我觉得，我们搞生物的应该向IT界看齐。中国的IT行业在吸取了美国的成功经验的同时也培育出了许多向马云那样的领军人物，并开拓出了自己的创新道路。我们搞生物技术的，也应该在学习美国模式的同时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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